积极发起版权侵权诉讼 追逐利益模式饱受争议

 原标题：“三面向”能否摘下“网络碰瓷佬”之帽？

　　文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纳

　　在广州，网站经营者冼海（化名）拿着一份刚出炉的判决书，暗自松了一口气。因为网站用户分享他人文章，他的网站却成了三面向版权代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面向”）追讨著作权侵权赔偿案中的被告。如今虽然他的案件暂时还没有结果，但跟他一起遭遇版权诉讼的网站同行一审获胜了。

　　在深圳，律师刘岩整理着今年的300多宗著作权纠纷案卷宗材料，被告里赫然包括深圳图书馆、深大图书馆等公益机构。刘岩是“三面向”在深圳诸多版权官司的代理律师，这300多宗诉讼仅仅是今年已经开庭但未作出判决的部分诉讼。

　　在北京，“三面向”从2005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展开版权索赔，据法律文书数据库“聚法案例”的数据，12年来全国各地法院关于该公司的裁判文书就有2234篇。索赔金额从几百元、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。“三面向”12年来一直受争议，更多人喜欢称其为“网络碰瓷党”，被告包括报纸、网站、各类自媒体公司等等。

　　冼海、刘岩，是这数千起版权纠纷中的一对缩影。他们代表了对立和争论，在法庭上针锋相对，在网络上也各有支持者。但同时，他们也都是我国多年来保护知识产权的一对缩影。第17个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日前日刚刚过去，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在社会上逐渐深入民心，我们保护知识产权之路正越走越宽……

　　被告斥责：“三面向”变味维权 追逐经济利益

　　冼海是广州一家企业培训管理公司的负责人，去年，和许多网站同行一样，他们被“三面向”告上法庭，原因是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。据其称，去年广州、深圳两地有四五十家企业和网站遇到“三面向”的诉讼，其中包括网易、腾讯等重量级企业。冼海成为被告的原因是，他的网站传播了“三面向”拥有著作权的一篇文章。

　　昨日，当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联系上冼海时，他心情大好，原来跟他同样遭遇“三面向”起诉的另一家同类网站一审胜诉了。这是一份广州南沙区人民法院4月25日做出的判决。案由是“三面向”诉称被告某网站未经许可未付报酬，在网站上传播了“三面向”拥有著作权的一篇文章。据此“三面向”索赔1万元。法院审理后认为，该案适合使用“通知+删除”的避风港原则，认定被告并无过错，驳回了“三面向”的赔偿请求。

　　所谓“避风港原则”是指网络服务商没有能力进行事先内容审查，一般事先对侵权信息的存在不知情，所以，采取“原告通知+被告移除”规则，符合此条件“网络服务提供者”不承担赔偿责任。

　　冼海说，保护知识产权是国人应该有的意识和义务，但是如“三面向”这种“维权”的性质已经“变味”，不是真正地以保护知识产权、阻止侵权为目的，而是以追逐经济利益为目的，这应该受到社会的抵制，也不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。

　　原告自诉：12年打了2000多宗版权官司

　　从2005年开始，“三面向”就一直饱受争议，也因此广为人知。他们先向作者购买作品版权，再向转载该作品的网站、媒体、企业等索赔著作侵权赔偿金，每一宗官司的数额不多，从几百元、几千元到几万元都有。2007年时，包括央视、广州日报等媒体都对其做过深入报道，引发了这是“网络王海”，还是“网络碰瓷佬”的争论。

　　然而，12年过去了，网络浪潮过了一波又一波，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公司依然在活跃，据裁判文书数据库“聚法案例”的数据，从2005年到2017年，全国各地跟北京“三面向”有关的裁判文书多达2234篇。

　　刘岩接受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发生在深圳的这部分起诉里，除了10%遇到了送达困难等原因而撤诉外，60%是和解了，其余由法院裁判的都以胜诉告终。

　　是恶意诉讼还是促进知识产权保护？

　　在被告眼里，“三面向”一直戴着“网络碰瓷党”、“网络撞车党”、恶意诉讼的帽子，刘岩对此并不讳言：“在法庭上，刚开始我们经常会遭到对方的责骂，从道德的高度给我们扣帽子，但这些我们都不需要回应。因为我们是从法律上来维权，无论一个人道德是否有瑕疵，都不影响合法权利的存在。”

　　在刘岩看来，这12年的维权诉讼，对我国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有重要的积极意义。他说，现在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给人带来便利，很多网络媒体、自媒体等，现在都是大量转载他人的文章，很多都没经过著作权人的同意，肆意侵犯著作人的权利而不承担法律责任，所以如何保护版权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。“作为被侵权方的作者往往都是弱势方，在较高的司法成本下只能忍气吞声放弃自己的权利。我们的目的是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和著作权法的尊严，网络‘免费的午餐’不能再继续了！”

　　12年过去了，作为站在版权诉讼最前沿的切身感受者，有没有感受到什么变化？

　　“有！”刘岩说，随着各种新技术的发展，新型的侵权模式也开始出现了。比如今年他就代理了“三面向”向深圳图书馆、深大图书馆等图书馆索赔的诉讼，合计有300多起。“三面向”一方认为，图书馆机构把版权人的纸质作品转化为数字化的形式进行网络传播，从中版权人并没有获得受益，这是发生在文献传递中的一种侵权行为，版权人有权利追讨损失。目前，这一系列案件已经开庭，但尚未判决。